用马汉的话说，任何一个地方的战略价值都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即其位置（态势）、军事力量和资源。此三者是相互关联的，缺少其中之一，战略价值都会大打折扣，而其中又以位置最为关键，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基本条件。“一个地方同时具备态势、内在力量和丰富资源这三个条件，就会成为战略要地。”在荷兰人的殖民统治下，台湾逐步被纳入荷兰建立和运营的殖民贸易体系中，其定位及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海外贸易的中转站
荷兰崛起的时代是重商主义盛行的时期。重商主义的中心思想是，经济活动服务于国家的政治需要，将对外贸易顺差视作一项重要目标，商业利润很重要一部分源自流通领域，而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换则是巨额利润的源泉。“十七世纪荷兰在东亚地区的发展策略，以找寻（或拓展）其在东亚地区对中国与日本贸易的商业据点为目的。”更进一步说，“十七世纪荷兰人占领台湾，最大的考量兼及战略性及商业性，其需求就是希望将台湾建立为与中国（大陆）、日本贸易的转运站，并且将这条贸易线连结到世界的商业网络中”。
“荷兰人拓殖台湾的首要目的，乃是设立贸易基地，让货物便于转运到散居世界各地的约29处荷兰商馆。”荷兰东印度公司向远东殖民扩张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垄断低价购进东方国家盛产的生丝、瓷器、香料、鹿皮等商品，然后依靠其庞大且具有竞争力的海上运输能力以高价往外分销，从中赚取十分可观的差价利润。“构成东印度公司财富核心的是东南亚群岛；除此之外还有马六甲、锡兰，在一段时间内还有台湾。”由于在东亚的贸易与葡萄牙和西班牙存在竞争关系，荷兰建立联结东西方的商贸网络不仅需要有强大的海上力量保障，而且需要有为舰队提供补给以及能与东方国家直接贸易的适当据点。
在马汉看来，地理位置（态势）的价值取决于接近海上航道和贸易航线的程度，殖民地作为海外基地能够起到保障航海运输安全的作用。台湾在荷兰占领前就是中国商船走私贸易的中转站，在荷兰统治下构建东方殖民贸易体系中的首要定位也是商品交易和运输的中转站。一方面，荷兰利用大员港口鼓励和吸引中国商人前往台湾进行货物贸易，然后将购入的商品转运至西欧和日本进行销售。当时除欧洲市场外，日本在结束内乱后商品经济实现恢复和较快发展，市场对生丝和绢布的外在需求增大，荷兰经调查后决定依靠1609年在日本设立的平户商馆，以台湾为基地致力于发展中日之间的转口贸易。特别是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实施锁国政策后，葡萄牙在日本的贸易链条被切断，荷兰商馆则保留下来继续经营着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与日本之间的三角贸易，荷兰向日本贩运中国丝织品的规模不断扩大，1640年跃升至83000斤，此后一直保持在6万～7万斤的高位。1641年，荷兰进一步攻占葡萄牙自1511年据有的重要海上通道马六甲海峡，葡萄牙在亚洲的贸易规模进一步萎缩，荷兰则独霸印度与中国沿海之间的商贸活动。台湾学者曾华璧对荷兰殖民时期大员港每年船只进出港次数进行了统计，发现在1637年达到最高峰，为1311船次，其余的高峰年度也多有将近千次。
另一方面，台湾是连接荷兰占据的巴达维亚殖民地与中国大陆的重要中转站。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通过派驻台湾总督掌握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情况，吸引和招徕中国商人前往巴达维亚进行交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东亚地区以台湾西海岸为汇集点的南方与北方航路，为荷兰试图垄断整个东方贸易提供了便利。事实上，明末中国私人海上贸易的三大出口商品丝、糖和瓷器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通过台湾转口输出的，荷据时期台湾的出口贸易是大陆海上贸易的组成部分，大员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转运中心之一。由此，台湾成为荷兰人在远东开展殖民贸易获得利润最高的地区之一。
二 出口商品生产地和税收来源地
荷兰驻台湾总督宋克曾这样概括对台湾这片土地的印象：
这个地方和那整片的土地都非常肥沃，自然环境也非常好，有着无数的野生动物，就像鹿、山羊、（野）猪，以及（野）鸡、（野）兔等等。这上述地方的周边附近，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内陆水域（湖泊），那里面有很多鱼，而且到处有清澈美丽的河流。此外，这地方周围又有渔产非常丰富的海。
荷兰人对台湾的初始印象是地理优越，资源丰沛，环境优美，其占领台湾后的统治分为贸易和拓殖两个方面。“虽以贸易上的利益为主要的目的，但为奖励商业，即商品的生产起见，他们也曾用力拓殖农业，向中国大陆招致垦民，输入家畜，供给资本，规定地制，并教化先住民，而收得效果。”荷兰人积极招徕汉人进行农垦作业，并引入内地的先进生产资料，大幅提高了台湾农业的生产效率。除利用大员港口转运和分销中国内地商品外，荷兰人还极力掠夺台湾内陆丰富的原料和资源向外出口，以换取金属货币。当荷兰人初至台湾时，就发现当地盛产的糖和鹿皮可供出口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建议驻印度的代理商使用报废和返航荷兰的船只运送糖回国。台湾学者戚嘉林指出，“福尔摩沙原就生产稻米与甘蔗，荷人认为其天然环境颇适于栽种甘蔗，故希望能在福尔摩沙生产其整个东印度公司亚洲驻地人员所需的米与糖，从而使福尔摩沙成为荷兰殖民地的粮仓”。17世纪上半叶，荷兰人输往日本和欧洲的商品不仅有中国内地产的丝绸、瓷器和东南亚产的香料，还有来自台湾的糖、鹿皮等。据格拉曼计算，1636年有一艘荷兰船从东印度将糖运回荷兰贩卖所得利润是成本的1.75倍。随着不断向台湾北部和东部扩张，荷兰人开始进行农业拓殖。荷驻台第四任总督朴特曼在任内曾积极争取汉人从事稻米和甘蔗为主的农作物种植，逐步奠定了日后米、糖在台湾农业中的基础地位。“总计17世纪30年代，从台湾销往欧洲与中国（大陆）的糖，多达一百万磅”，“荷兰据台，已从大员商馆的格局，迈向殖民地的经营”，台湾逐步被赋予“荷兰殖民地粮仓”的地位。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殖民扩张史一般分为商业掠夺和殖民地统治两个时期，前一个阶段重在通过商业贸易和不等价交换获取利润，海外领土扩张服务于商业利益的需要；后一个阶段重在经营和掠夺殖民地，主要表现即抢夺原材料和实行掠夺式的赋税制度。荷兰殖民统治台湾38年间，除利用台湾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功能谋取利益外，还通过高压统治和税收政策掠夺了大量财富。早在1625年，荷兰人曾为限制日本人在台湾的贸易一度决定对所有贸易商品征收10%的输出税，结果导致日本商人强烈不满而爆发“滨田弥兵卫事件”。此后，荷兰人出于缓解财政收支窘迫困境的目的，不断加强税收掠夺，包括对鹿肉、鹿皮等征收出口税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什一税和人口税等。“1636～1637年，各项强收税捐均有6000多盾，到了1644～1645年增为11.7万多盾，比贸易收入的7.7万多盾足足多出4万盾，意味着就地抽税远比海上贸易还要有赚头。”
三 打击竞争对手的军事据点
美国国际政治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海权成为获得世界领导者地位的必要条件，缺少海权的支撑很难赢得全球性战争，甚至可能因此失去权势。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和海军力量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海军建设所需要的庞大经费无法仅靠传统的国家财政来负担，通过暴力的殖民掠夺获得超额利润成为维持和发展海权的必须。17世纪是新兴海权强国荷兰与葡萄牙、西班牙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的时代，这些争夺中的一个重点即是对重要航道和战略据点的控制。
在向东方殖民扩张的时间轴上，荷兰人相对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属于后来者。“荷兰人早在到达东方之初，就打算垄断中国的丝织品贸易，他们急需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立足点。这个立足点既可作为进攻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地的据点，又可对抗任何无视荷兰海上贸易垄断而敢于冒险到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船。”从地理战略位置看，台湾是中国大陆东南方向的海上屏障，亦是东亚地区海上运输的重要咽喉，地处中国大陆与菲律宾贸易航道的中间，控制它可以直接干预和影响西班牙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商船贸易也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效应。“晚明的台湾海峡是东亚最为重要的国际通道，谁控制了台湾海峡，便拥有了东亚贸易的主动权。”[47]荷兰人占领台湾后，即着手“阻绝中国与吕宋间之贸易”，“独获市利之权”，极力鼓动中国商人前往大员行商，但因中国帆船远赴马尼拉的航行经商经之有年，且所得利润高于大员，因而不少中国商人仍然倾向于选择与资金充足的西班牙人交易。为扭转被动局面，荷兰人一方面提高商品购入价以增加吸引力，另一方面以台湾为据点诉诸武力，频繁破坏福建漳州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往来，除保证在荷兰军舰护航下前往巴达维亚的航船安全外，其余均可能会遭到掠夺。“荷兰殖民者就是把台湾作为占领菲律宾的阶梯，企图以武力来切断漳州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荷兰驻台第三任总督纳茨曾向巴达维亚总督报告称：“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破坏中国与马尼拉的贸易，因为要是能做到这一步，我们深信诸位将看到西班牙人自动离开马鲁古群岛，甚至离开马尼拉。”除此之外，台湾海峡也是福建商人与澳门进行贸易的必经航路，荷兰人控制海峡便能轻易地打击侵占澳门的劲敌葡萄牙。
为突破荷兰人对至关重要贸易航路的封锁、维护商业利益，西班牙人从1626年起相继占领了台湾北部的鸡笼（今基隆）和淡水作为殖民据点，并在当地建筑防御堡垒，以期与荷兰相抗衡。其后几年，西班牙又将势力范围扩展至台湾东北部海岸地区，极力拓展与中日双方的贸易，在顶峰时基隆一度成为中国华南沿海与东南亚之间的重要通商中心。这进一步激化了西、荷两国之间的矛盾。荷兰人担心西班牙的介入不仅将威胁其贸易地位和航运安全，还可能鼓动台湾先住民和汉人联合反对其殖民统治。荷兰驻台湾总督纳茨曾直言西班牙的威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西班牙从基隆直接派武装船只截击荷兰快艇和商船；第二，西班牙人把商人和商品吸引到北部居留地去；第三，西班牙煽动台湾本地土著居民和大陆汉族移民袭击荷兰人。在利益的根本冲突下，1642年荷兰人最终用武力将盘踞台湾北部达16年之久的西班牙人赶出了台湾，巩固了独占地位。
荷兰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对中国商船进行拦截和劫掠，确实打击了西班牙控制的马尼拉与中国东南沿海之间的商业贸易，漳州、泉州的商船不得不开始转往台湾与荷兰人进行交易。“即便有冒险到马尼拉的，也只敢载少量船货，如1626年到吕宋的50艘华船仅运去40担生丝，而同时期载到台湾的丝却有900担。”其间，荷兰人还持续从对中国商船的劫掠中获得了庞大利益。“1645年底，荷船在马尼拉沿岸截获了两艘由福建安海驶往当地的大帆船，船上装满了生丝、丝织品及其他商品，价值总计27万7千多盾。大员荷馆1644至1645年间，贸易收入不过7万7千多盾，1645至1646年间也只有12万2千多盾。”可见，台湾在荷兰远东殖民贸易体系中充当重要军事据点的作用，对维护荷兰与远东贸易航道的安全以及控制东亚海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学者马丁·T.胡克这样描述道：“16世纪后半叶，当荷兰的探险舰队开始出航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已是老练的全球贸易家了。而在17世纪，探索新贸易航道的荷兰航海家令这个小共和国的领土扩张了60倍，成为帝国。”17世纪确是荷兰的“黄金时代”，荷兰人为维护霸权一直在海权与贸易之间寻求着平衡，在重商主义者的逻辑中，“财富转化为海军，海军保护贸易，贸易产生更多的财富，更多的财富扶持了更强大的海军……如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对台湾的占领和殖民及其带来的庞大经济利益，和其他诸多殖民地一样，无疑助长了荷兰海权的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