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清】纳兰性德《浣溪沙·残雪凝辉冷画屏》
1928年4月，王庆莲出生于浙江江山。她也是一个穷苦人，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另外，她还是一个苦命人，1岁时丧父，孤苦伶仃的母亲无法独自抚养她，将她送到外婆家，自己外出四处打工赚钱养家。
王庆莲的母亲虽然日夜不停地奔波，后来依然难以抚养起王庆莲。王庆莲小学刚毕业就不得不辍学，满大街卖香烟赚钱贴补家用。
抗战全面爆发后，时局动荡，国家动荡不安，一家人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甚至断炊的苦难生活。
时间转眼到了1943年，抗战进入到一个新局面。军统也到全国各地进行招人，王庆莲的母亲看到当地军统的招人信息后，也没有多想，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女儿报了名，她的想法很简单：乱世之中，给女儿谋一个能吃饱饭的地方安身立命。
那个年代，识字的人不多，本来以招男兵为主的军统，看到王庆莲是小学文化，就特批她进入军统。
王庆莲被录取后，很快离开家人，坐着军统的军车到达一个秘密训练基地，接受系统训练。王庆莲作为“军统”局的预备役，很快被安排到一些实战的地方进行实习。
后来，军统头目戴笠接见了他们这些“新兵蛋子”，王庆莲是戴笠的同乡，因此受到戴笠的“特别”关注，并将其安排到通信部门负责破译电码的工作。
王庆莲对这份工作十分满意，工作虽然枯燥乏味，还要不断学习各种技能和知识，但是相对于之前食不果腹的地狱般的苦日子来说，衣食无忧，生活安定，还能领取丰厚薪酬的特工生活简直就是天堂。
穿着体面，闲暇的时候，还可以看电影、跳舞和进行娱乐活动。译电科是军统的核心部门，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江山人，大家平时交流都用方言，倍感亲切。
王庆莲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译电员，但是身处军统核心部门，时常也会与军统的大佬们见面、接触，如戴笠、毛人凤、姜毅英。
姜毅英是王庆莲的顶头上司，也是一个时常刁难她的人，总是找茬想让她离开译电科，只是一直未能如愿。
王庆莲对毛人凤的印象还不错，因为毛人凤总能批准她预支薪水的请求。戴笠1946年3月17日突然死亡，对王庆莲触动很大，内心有想离开军统的想法。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从陪都迁回南京。
一直对王庆莲有“看法”的姜毅英以“莫须有”的理由让她留守重庆，不甘任人摆布的王庆莲在大部分同事都离开后，组织留守的6名同事自行前往南京。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多地后终于回到了南京。
姜毅英为此大发雷霆，扬言要将其关押起来，最终不了了之，整个过程，也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王庆莲说句公道话。经过这一事件，王庆莲整天担惊受怕，总怕有一天被“整惨了”，内心想离开军统的想法更浓烈了。
然而，军统有规定：一旦加入军统，要么死在执行任务的路上，要么老死在军统，想离开并不容易。王庆莲思前想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请长假。
她以母亲身体欠佳为由，向毛人凤提出请长假，没想到毛人凤居然同意了。1946年8月，内战刚爆发，那时国共正在和谈，王庆莲趁时局还没有那么紧张，就此“离开”了军统，这也是她顶头上司姜毅英巴不得的结果。
1949年，国军一败涂地，蒋介石败退台湾。时局混乱之际，也没有人关注小人物王庆莲的死活和去留，王庆莲就此留在了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王庆莲由于身份特殊，被人举报。王庆莲自认为“我在军统局就是坐办公室，译电报，没开过枪，没杀过一个人”，她主动坦坦荡荡跑到公安局“自首”，交代了自己的一切。
组织上调查核实后，也认为王庆莲只是一个译电员，并无犯下具体的罪恶，因此宽大处理。1951年先是被安排在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到粮食局，前后工作了8年。
1958年，国内形势相对紧张，王庆莲作为曾经的军统特工受到牵连，被下放到杭州郊区塘栖镇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特殊十年期间，王庆莲更是身心更是备受折磨，一度曾投湖自尽，幸好被人及时营救，才活了下来。
后来，王庆莲也想开了，毕竟那个年代，那么多大人物的处境也并不比她好多少，她自此坚强地活着，积极主动地接受改造。
直到1979年，王庆莲的丈夫首先被平反，1981年，在农村改造了23年的王庆莲也得以平反。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的王庆莲终于过上了平静的老百姓生活。
之前，因为巨大的精神压力，王庆莲染上了吸烟的习惯，从刚开始的每天一支烟，到平反后每天需要吸半包烟。
晚年的王庆莲，接受外界采访的时候，由衷地说了一段话：
“我还是感谢共产党和党组织，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现在我退休31年，共产党养了我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过，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纵观王庆莲的一生，她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15岁时，为了生计，她加入了军统，本质上与“川岛芳子”一样的反动特务是不一样的。
不作恶，平常心，感恩心，这三样朴素的品德，让王庆莲得以善终，晚年生活有保障，安逸而幸福！
